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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8月27日 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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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赵永琛民主与法制周刊北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要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法治根基 ” 。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

与此同时，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

2025年7月5日至6日，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第二届“高水平对外开放法治论坛”在哈尔滨召开，围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加强涉外法治研究 ”主题开展研讨，本期集中刊发论坛成果。

7月24日，一列满载货物的回程中欧班列通过国门驶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满洲里站。新华社发黄旭/摄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涉外法治建设和参与全球治理方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涉外法治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已从涉外法治建设和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跃升为一项全党全国的战略任务。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战略主动，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不仅关乎中国能否在全球治理中获得与其大国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更深刻影响着人类未来的发展质量和国际秩序演变的方向。

3月26日，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的第41届国际贸易博览会上，人们参观中国馆展位。新华社记者许咏政/摄

——顺应时代呼唤，深刻领会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使命与战略意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乱交织，动荡频仍，迫切需要在国际法基础上构建稳固的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全球经济繁荣。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推动全球力量格局呈现“东升西降 ”的演变，霸权主义不可持续，多极化趋势不可阻挡。同时，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非传统安全挑战日趋复杂严峻，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在理念、规制范围和效能方面难以有效应对诸多新威胁与新挑战，不利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全球发展失衡、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等已成为显著痛点。

国际规则体系如同世界经济政治运行的系统，无形中界定着各国的生存空间与发展轨迹。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竞相参与规则博弈。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伴随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和全球格局的深度重塑，中国必须顺应时代召唤，跻身国际规则制定的主要行列。中国的角色已实现历史性转变——从国际规则的跟随者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深度参与者和积极塑造者。我们不能满足于在既有国际规则体系框架下被动充当规则接受者，将自身发展命运的掌控权交予他人，更不可受制于部分西方国家借规则制定束缚中国发展空间与活力，削弱我们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吸引力与竞争力，从而干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生命线。通过国际规则制定这一前置路径，有力保障我国经济、科技、资源、生物、文化、网络和数据安全，将国家核心发展关切融入国际规则制定，避免被动接受对我国不利的规则，破除部分西方国家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束缚，防范潜在的战略遏制与制度性排挤。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国际规则制定本质上是国际立法，是塑造和维护国际秩序与稳定的关键手段。中国通过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贡献更具包容性、公正性的方案，能有效改变传统强权逻辑，推动国际关系向着民主化、法治化方向演进，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平等公正的方向发展。

引领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极地开发等新兴领域规则亟须填补空白。中国通过前瞻布局、主动发声，占据标准领先优势，将经济实力、技术优势、市场潜力、发展理念转化为话语权与制度性影响力，为新兴国际规则的创设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国际良法促进全球善治，其战略意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履行负责任大国的神圣使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全球发展繁荣的双重使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国际社会制定更多有利于和平、发展、安全的规则，提供更具吸引力和可行性的全球公共产品，是中国履行国际责任、彰显大国担当的应有之义。

由中国援建的老挝琅勃拉邦医院新华社发凯乔/摄

——直面现实挑战，分析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面临的深层次瓶颈

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仍面临多重挑战：

部分西方国家长期主导构筑的规则壁垒亟待逾越。现行国际规则体系根植于数百年的西方历史实践，承载并维护其利益与价值观，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与惯性锁定效应。为维持既得特权，部分西方国家通过设置小圈子、高门槛的排他性集团化谈判机制，甚至推行双重标准，极力阻挠新兴国家实质性参与国际规则重构。

参与能力与软实力转化需要加强。我国在将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与制度性话语权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一是理念创新不足。相较西方成熟的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对规则制定的深刻影响，中国尚未形成具有广泛国际认同度的系统化规则理论体系，在思想引领力、立法实践领导力、概念规范输出能力方面仍需加强，法治价值体系的全球阐释力亦有待提升。二是专业能力需跃升。在规则缔约谈判中，有时停留于原则性宣示，将原则细化为可操作条款的专业能力不足。同时，通晓国际法和外交谈判、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高端人才紧缺，导致在金融监管、数字化、人工智能伦理等技术性强的领域面临知易行难的困境。三是跨界别协同需优化。不同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尚需理顺，缺乏稳定高效的跨部门协作平台与行动计划。政府、企业、学术机构、社会团体间的联动机制尚未完全贯通，难以形成规则博弈的合力。

新兴领域规则主导权争夺激烈。世界主要大国正围绕数据主权、人工智能伦理、外太空、深海资源、脑机接口等具有颠覆性特征的前沿领域展开激烈的规则主导权争夺。博弈焦点集中在技术标准、数据主权、价值链重构等核心议题。部分西方国家试图联合起来压制新兴力量，通过规则绑定排挤其他国家。

国内法律体系与国际规则需要融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法律法规清理和对接成效显著，但当前国内法与国际法衔接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知识产权、环保法规、争端解决等重要领域，仍需对标国际规则进行局部调适。如何在国际规则本土化过程中平衡接受合理规则与维护战略自主性，是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时必须审慎面对的法治课题。

——做好路径选择，以“四个转向”构建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新范式

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战略愿景已绘就，冲锋号角已吹响。如何优化路径策略与方法，切实提升参与效能，是摆在面前的必答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这为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路径选择提供了根本遵循。

从适应性参与到主导性塑造的战略转向。一是前瞻议题设定。精准研判全球治理空白点与盲点，主动创设新议题并提出替代性机制框架方案，如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伦理、疫苗供应链韧性、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可持续解决等领域，可率先提出规则倡议，引领规则体系构建方向。二是增强价值倡导。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共商共建共享等中国理念以及仁义礼智信、天下为公等优秀传统价值观，与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价值观有机融合。将发展导向型规则、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普惠发展等现代理念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结合，提升中国叙事的国际理解度、立场认同度和方案接受度。

从被动回应到主动引领的全局治理转向。一是深耕重点规则领域。深入研判关键领域规则博弈态势，如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数字货币治理等，制定多套谈判预案。探索创设以特定功能为导向的新型多边治理平台，如跨境数据流动认证合作。二是打造多元协同共建体系。以“一带一路 ”为平台实施规则协同升级工程，优先选择与共建伙伴国在产业标准统一、贸易便利化、绿色基建通用标准、第三方市场合作治理等领域共建示范项目和双边互认清单，为全球规则制定提供实践模板。三是提升国际和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能级。显著扩大在公共卫生应急响应、重大灾难应对体系建设、科技创新协作等领域的全球投入规模与实施精度，如中国-东盟公共卫生科技合作中心、中国国际救援队能力输出、联合实验室与示范推广等。

从单一主体到多元参与的模式创新转向。一是发挥主渠道作用。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国家外事部门牵头负责，其他部门协同配合。二是善用国际组织平台。有计划有步骤地支持优秀人才竞争重要国际组织的核心技术官员、理事机构要职和专业岗位，增强国际组织内部议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主导力。三是激发跨国企业作用。支持大型企业组建跨国行业自律联盟并参与其规则设定，鼓励企业在海外投资中践行环境、社会与治理标准，担任规则传播载体。强化技术标准输出管理，建立海外项目合规指导中心，参与跨境反腐败治理，维护跨国投资利益与安全。四是强化高端智库支撑。设立专项基金，引导顶尖智库攻关关键技术规则问题，重塑国际法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建立政府-智库联合研判攻关机制，成果直达谈判策略，支持中国学者在国际论坛及期刊发声，传播中国法治理念。

从零散作业到能力进阶的系统建设转向。一是建设规则信息整合与评估平台。整合外交部、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数据资源，构建覆盖知识产权、贸易便利化、数据治理等多领域的多语种动态数据库及专家网络。二是强化高层级跨机构统筹。升格现有协调机制，统筹战略规划、专业人才配置与谈判授权管理。三是全面提升国际立法与谈判能力和水平。定期举办高级别规则模拟谈判研修班，在政法、外交、外语院校大力培养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加强国际法队伍建设。

——规划引导未来，聚焦关键治理场域，引领国际规则体系建设

打造高质量经贸规则体系。一是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在电子商务、服务贸易等领域设定新规则框架，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多边主义贸易体系。二是升级自贸协定谈判策略，主动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规则，尤其在环境保护、劳工权益、国企竞争领域确立新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探索构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性包容规则范式，如优惠原产地累积规则。三是主导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提出中国数据分级分类治理框架，推动建立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共识，发起数字丝绸之路规则协商对话，促进数字经济规范编纂。

建构气候治理规则体系，占据绿色引领制高点。一是带头落实《巴黎协定》，强化碳市场规则话语权建设。积极参与推动航空航海碳减排规则统一，倡导基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减排责任新标准。二是打造绿色价值链规则样板。主导设立“一带一路”绿色供应链碳足迹管理体系，构建包含碳排放核算审计系统的绿色产品跨国互认机制。三是推动气候融资规则改良。联合七十七国集团倡导提高气候资金透明度，建立适应发展中国家需求的气候技术转移专利池特别许可规则。发挥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机制平台作用，推进绿色发展、普惠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践规制。

布局前沿科技治理规则，抢占未来秩序主导权。一是推动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体系构建。主导提出全球可验证的人工智能伦理评估基准框架，推动达成致命性自主武器研发禁令多边协议。二是构建数字空间治理新平衡。倡导数据主权平衡论，在尊重各国监管主权基础上构建数据安全自由流动的多边互信框架。三是推动新型生物技术治理规则创新。主导基因编辑人类胚胎研究国际禁令倡议，推进跨境基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多边规则建设。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是在百年变局中破危局、解困局的关键一招，既充满挑战，更赋予中国塑造未来的历史性机遇。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发挥优势，推动实现中国国际角色与战略姿态的转变。为此，不仅需要坚定的政治决心，坚持开放不动摇、秉持包容不改变、强化规则引领不迟疑，更需要全方位的国际规则制定立体化能力建设支撑，从理念创新、理论创新、人才培养到体制机制法治建设。唯有以开放胸襟拥抱规则、以务实策略谋划进路、以合作共赢智慧引领未来，中国方能实现硬实力与软实力在全球治理舞台上的交相辉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制度性根基。这不仅是捍卫国家发展利益的战略抉择，更是负责任大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长远福祉的坚实担当。在多极化世界中，中国正凭借制度韧性与思想活力，开创国际规则新局。未来国际格局的密码，恰恰蕴藏在我们今日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每一个扎实步履之中。

（原题：“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 ”系列报道之一 | 强化战略主动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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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赵永琛：强化战略主动?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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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新黄河

　　记者：刘瑾阳

　　7期资产包、合计未偿本息超百亿元、涉及借款人超20万名，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2025年第6-12期个人不良贷款（信用卡透支）转让项目集中在8月“上架”。

　　记者统计发现，华夏银行此次批量转让的不良贷款中，未偿本金总额约44.83亿元，未偿利息总额约63.04亿元，未偿本息总额约107.89亿元。共涉及约23.35万笔资产，借款人总户数约22.9万户。

　　华夏银行此次加速出清不良包袱，不仅整体转让不良资产规模大，“折扣”力度也很可观。单笔最大的一期信用卡透支转让项目中，起拍价仅为未偿本息总额的1.5%，相当于0.15折，“折扣 ”力度最少的也达到0.27折。

　　大规模、低折扣批量转让不良贷款

　　本次拟转让的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信用卡透支领域，涉及大量逾期未偿债务的个人客户账户。此类资产因借款人分散且单笔金额相对较小，逾期时间长，传统清收难度较大，长期占用银行资金并侵蚀利润空间。

　　记者注意到，在这7期不良贷款转让项目中，借款人平均未偿本息余额约为47913.41元，借款人加权平均年龄在41岁至46岁。

　　这批被转让的未偿利息包括利息及信用卡年费、刷卡手续费、取现手续费等相关费用。资产主要来源地区包括长三角地区、湖南、湖北、广西、海南、河南、安徽、广州、深圳、京津地区、云南、贵州、四川等地。

　　其中，第12期个人不良贷款（信用卡透支）转让项目的未偿本息总额最高，高达17.51亿元，其中未偿本金5.75亿元，未偿利息总额11.76亿元。这一期的借款人加权平均年龄也是最大的，为45.62岁。这一期的竞价起始价格为2580万元，加价幅度10万元，起始价仅为原价的1.5% 。

　　从平均逾期天数来看，最短的也超过1400天，即已逾期近4年，最长的逾期已超过6年，回收难度大。起始价从2580万元至4570万元，最低的一期起始价仅为未偿本息总额的1.5% ，有三期“折扣”力度为2.7%，总体“打折”力度大。竞价日集中在8月下旬，转让方式为线上公开竞价。

　　其官网信息显示，华夏银行于1992年10月在北京成立，是首钢总公司（现已更名为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独资组建成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是全国唯一一家由制造业企业发起的股份制商业银行。1995年3月，实行股份制改造；2003年9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交易（股票代码：600015），成为全国第五家上市银行。

　　截至2024年末，华夏银行总资产规模达到4.38万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6.76亿元，在全国120个地级以上城市设立了44家一级分行、78家二级分行，营业网点总数达963家，员工3.83万人，形成了“立足经济中心城市，辐射全国 ”的机构体系，设有香港分行，控股1家金融租赁公司、1家理财公司和2家村镇银行，跻身全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在2024年7月公布的英国《银行家》全球1000家银行排名中，华夏银行按一级资本排名全球第49位。

　　今年以来密集出清不良资产

　　事实上，这并非华夏银行首次大规模转让不良贷款。回顾2024年11月6日，华夏银行曾单日发布4期信用卡透支不良贷款转让项目，未偿本金总额31.64亿元，本息合计53.31亿元。

　　自2025年开年以来，华夏银行便加快了不良资产出清的步伐。今年2月，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发布了2025年信用卡第一批次不良贷款转让项目的招商公告。该公告显示，此次拟转让的信用卡不良债权涉及5个资产包，本金合计约为34.13亿元，涉及约17万笔。债务人平均年龄为40岁，户均本金欠款在2万元左右，债务人主要集中在广东、浙江、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宁夏、山西、陕西）、上海、江苏、京津冀地区。

　　进入3月，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一口气发布了五则个人不良贷款（信用卡透支）转让项目公告。每则公告中的贷款均为平均逾期天数1500天以上的损失类贷款，且数量均在3万笔以上。未偿本息总额约为14亿元至17亿元，然而转让起始价却仅约为3000万元至4000万元。这意味着转让价格约相当于原价的1.8%至2.5%。

　　如此低的折扣，意味着这些不良贷款回收难度之大，也可以看出华夏银行急于清理这部分不良资产的迫切。

　　7月16日，根据银登网公开信息，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发布2025年信用卡第二批次不良贷款转让项目的招商公告。

　　此次拟转让信用卡不良债权本金合计44.83亿元，比2025年第一批次不良贷款转让项目高出约10亿元，涉及23.35万笔不良债权。7个资产包集中在广东、河南、安徽等地，绝大多数资产为未诉讼资产，户均本金约1.9万元，比第一批次资产包户均本金下降1000元。借款人年龄同样集中在40岁左右。

　　不良贷款对业绩影响几何

　　华夏银行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971.46亿元，同比增长4.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276.76亿元，同比增长4.98%。

　　从资产质量来看，尽管华夏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2024年有所下降，但在上市股份行中不良率仍居前位。不良贷款率较2023年末下降0.07个百分点至1.61% ，这一数据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华夏银行的拨备覆盖率虽有所提升，但在行业中仍处于较低水平。较低的拨备覆盖率意味着其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一旦不良贷款进一步增加，银行的资产质量将面临更大压力。

　　华夏银行密集转让不良贷款，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当前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加速趋势的一个缩影。自2025年以来，包括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商行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先后发布了近千条不良贷款转让公告。转让的贷款类型涵盖个人消费及经营贷款、信用卡透支和少量对公贷款，部分不良贷款包甚至以不到1折的极低折扣价格转让。

　　而大量不良贷款的存在，不仅影响了银行资产质量，对其盈利能力也造成了拖累。为了应对不良贷款问题，银行需要计提更多的拨备，这直接减少了可用于盈利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华夏银行通过转让不良贷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资产质量压力，释放拨备资源，为后续的业务发展和利润增长腾出空间。以极低的折扣出清不良资产，虽然看似损失巨大，但从长远来看，不良资产出清交易释放了部分拨备，为银行后续运营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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